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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岁西安国企工人不堪压力车间挥刀自杀 国企职工生前工资存折仅剩4角六分钱(图)
西安国企工人不堪压力车间挥刀自杀.国企职工生前工资存折仅剩4角六分钱,有着三十一年工龄,每月税后(交纳各种社保金后)的工资仅有850元,非常老实(老实到不敢下岗游泳)硬气的、独自一人生活的国企工人,因为错误的住房装修决策、儿子高学费的大学教育,最后在贫病交加中自杀而死:这就是一个大活人被穷憋死的故事。
自称“孤独者”的潘鸿强,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。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,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,存折里只剩下0.46元。
核心提示
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,好好买块墓地,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。
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,可最终也没有实现。6月10日清晨,潘鸿强死了。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死亡
他用机床刀挥向脖子
6月9日晚6时左右,潘鸿强像往日一样走出民房,去位于西安幸福路的华山厂上班。
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,到了后面的厂区。他在这里出生、长大,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,已经31年。大约3年前开始,他的岗位就是“值班”,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。
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,出事前,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,行为反常。
凌晨1点多,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。上午7时许,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。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。
遗言:让儿子全力工作
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,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,上面放着两张纸,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“留言”。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,一个300元,一个600元,共900元,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。“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”。
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潘琦:“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,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,善待别人,生活一定要有记(计)化(划),别不多说,再见了,永别了。”落款“孤独者潘鸿强”,时间是2010年6月3日,距离他死前一星期。
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,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。“看到这个骨灰证,我就啥都明白了!”冯萍说,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,因为当时手头紧,没有安葬,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。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。
“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。好好买两个墓地,把他们父子安葬了。”7月12日,冯萍说。
儿子上大学后,潘鸿强(右一)和儿子、前妻的合影
潘鸿强遗书和他父亲的骨灰寄存证
潘鸿强生前的工资存折,只剩下四角六分钱
拿到手的工资850元
冯萍本已忍住眼泪,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,又哭了。
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,“一家三口”的合影。照片上,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,儿子高大帅气,潘鸿强也很精神。他从年轻时就那样,两道很浓的剑眉。40多岁了,拾掇拾掇,“还蛮帅”。
他们在1985年相识,结婚。她家境优裕,而他是穷小子,从小没有娘,也没有兄弟姐妹,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。或许是同情,或许是缘分,她不顾家里反对,和他好了。
结婚两年,他们有了儿子,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,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。这么多年过来,到2010年,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“三金”之后是850元。
离婚主要是为了儿子
日子紧,钱少,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。2004年,他俩协议离了婚。离了,可她也没有离开家。一直到2007年5月,“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。”“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!他工资太低了。离了我可以办低保,可以回娘家。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。靠他,孩子上学咋办?”女人说到这里,哭得更伤心。
照理说,单身(离婚后妻子仍然与潘一起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,后来才回娘家居住)每月805元收入(妻子仍然时常接济一、二百元),即使有个慢性病,仍然能过下去。报道中表明:潘是死在住房和儿子上大学的负担上了,或者说被穷死的潘是因住房和儿子上大学致病的(虽然子儿上大学主要是靠妻子和妻子父母接济的)。潘所在国企也给潘一家分新的福利性质的住房,90多平米。但房改后任何单位再分新房都要交部分房款,为此潘借了几万的债。最不该的是:潘历经几个精心地装修其换成70平米的住房,仅装修费就花了6万多元。追求住大房,高标准装修,真是害死全中国人了。结果,弄得债务缠身,最后只得将房子卖了16万还债,自己租房住。
潘的儿子据说比潘更英俊,上大学读的是南方一所军事院校的,儿子是军校委培生,一年学费9500元,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。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,在外边打零工,有时兼两份工,推销东西,在网吧帮忙,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,比他强。高收费的什么代倍生(每年学费是9000多元,一般的学费是4500多元)。其儿子每月的生活费,都在一千多元,比潘的工资还高。当然,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,都是原妻子及儿子的姥姥姥爷支付的,不会给潘造成负担。但却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!一个男人,不能顶起个家来,是很痛苦的(更何况同事们说,潘是个很硬气的人,工友婚丧事随礼的时候,别人随礼二百元他也随礼二百元),所以潘的遗言自称其是个孤独者。
没等到发工资的日子
最后一次见面,他在电话里说:“萍,我没钱了,借你200元。等发工资还。”她说:“你用呗!还借啥呀。”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。拿了钱,他匆匆走了。
6月12日是冯萍生日,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!可6月10日,潘鸿强死了。
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。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、手电筒,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。冯萍充上电,交了话费,“作为永久的纪念。”能作为纪念的,还有一张工资存折,里边只剩下0.46元。
工龄31年的潘鸿强,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,由厂里发现金,然后,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。
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,从2010年1月26日起,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,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。在下次发放之前,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。
2010年5月9日,他取出了90元,折里剩下4.06元;5月25日发了250元,当天他取了200元,次日又取了54元,折里剩下0.46元。
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,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。只是这次,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。
窘迫的日子
“他是撑不住了。”潘鸿强以前的“老伙计”耿田刚说。
在耿田刚的记忆里,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。那时,他没离婚,周围的人,又和他一样——差不多地穷。除了自己的工资,还有父亲的退休金,日子还过得去。
大约三四年前,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,潘鸿强腰有伤,加上患糖尿病,干不动活。别人能出100多个活,他最多出60个。最后,还是朋友托人说话,车间照顾他,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“值班”岗位。
在耿田刚的印象里,这几年,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。
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。“实在是工资低,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。别人有家,两个人撑着。他一个人,也没有兄弟姐妹。连个‘混饭’的地方也没有。加上看病、租房等,确实困难!”他说。
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。近一年多来,几乎每个月,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。
“孤独者”
“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?”记者问。
“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。老觉得自己比人低,啥都比别人低。”冯萍说。
“他一个人孤独,又不愿示弱。”这是耿田刚的答案。
“爸爸做啥饭都好吃,尤其是面。他自己和面、擀面,擀的面特筋道。”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,高大帅气。他知道,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。他也知道,别人曾调侃爸爸。“就你那点工资,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。”
今年大年三十晚上,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,去找爸爸。爸爸在车间值班,跑出来两个小时,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。
“他值夜班几年了,冬天披个军大衣,揣两个蛋糕就走,他牙不好。夏天穿布鞋,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,带着去上班。”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。
他知道爸爸没钱,从不向爸爸要钱。潘鸿强呢,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,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,一般都是五十,还有二三十的,儿子懂事,有时就给他留下了。
“我特别难受的是,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,厂房那么大,他一个人,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。”潘琦说。
遗书上的“孤独者”几个字,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。她觉得他命太苦。襁褓中母亲就死了,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,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。“一生都孤苦伶仃的。”
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,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。除了他生活的西安,只在姑姑去世时,回了两次河南。
在他死后,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。厂里表示,按照法规,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没有关系,厂里只能给3000元丧葬费。
7月23日,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: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。潘琦表示不能接受。
“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,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。”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。 据《华商报》 (本文来源:华商网-新文化报 吴元综合 www.hubeibbs.net 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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